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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国在黄海战役失败的原因越详细越好!

发布时间:2019-08-29 21:18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黄海战役也是甲午战争 1895年3月,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一个71岁的老人,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东渡日本,作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款。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从此走向更深重的灾难。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台湾被日本割占,使数百万同胞离开祖国的怀抱,饱受欺凌50多年。

  日本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战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总之,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正因为如此,重新学习、研究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这里最重要的是分析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原因,总结、汲取其中的教训。

  长期以来,一些论者从力量对比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是日本及其支持者实力强大,中国不具备赢得反侵略战争的条件,由此强调落后就要挨打,必须奋发图强,提升国力,才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这个观点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就甲午战争而言,仅作此分析还嫌不够,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甚至容易陷入“武器决定论”的误区,应该进行更全面、更准确的分析。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不像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力量上。

  那么,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哪些教训?这对我们今天维护国家安全和加强国防建设有哪些借鉴呢?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中国政治家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甲午战争开端于朝鲜。19世纪后期,朝鲜一直是国际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热点。日本不仅要在朝鲜争夺权益,更将其视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一直在寻找机会,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历史形成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还如陆奥宗光所说:“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为了外交上的主动,避免先开第一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紧的是不能因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实的临战准备,使敌军从容调兵遣将,占据险要。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导致陆军在牙山大败,仓皇退守平壤。海上运兵也遭到日本海军伏击,运兵船被击沉,近2000名将士葬身海底。紧接着平壤战役也因为漫无准备而惨败,遭受重大损失,残军一口气溃退500余里,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战争刚刚开始就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朝鲜战场的失利,极大地影响了我军的士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战争往往就是这样,一方有备而一方无备,就会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头脑清醒,准备充分,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对侵略者必然产生威慑、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甚至把战争中止于初起阶段。但是,中国丧失了这个机会。其根源就在于对侵略战争缺乏预见性而放松了警惕,造成战前缺乏准备,初战举措失当,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也是需要认真汲取的深刻教训。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这样,中国被英国出卖了。

  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

  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还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伪善的美国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公然说:“战争是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引起的,过在中国。”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说:“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干涉带来和平,那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世界融洽共处,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田贝还写信给李鸿章:“彻底放弃求得干涉的念头,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赢得战争,而是求和投降。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美国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的小伙计,而日本敢于悍然发动战争,也是有恃于美国作为后台老板。正如列宁在甲午战前所分析的:“日本有可能掠夺东方的亚细亚国家,但是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财政及军事力量。”

  列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经常会有一些矛盾,但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这是列强的基本立场,对此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但清政府和李鸿章显然见不及此,对列强“主持公理”抱有过大的期望和幻想。实际上列强的公理只是一种伪善,他们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强权。列强早已看清日本稳操胜券,必然会倒在日本一边。赫德道出了实情:“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列强十分清楚,日本战胜中国他们都可以分一杯羹,战后的情况正是这样,列强利用“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强盗条约都得到了很多好处。

  一味求助别人,而松懈自己,放纵敌人,在战争中实为大忌,无疑是取祸之道。陆奥宗光幸灾乐祸地说:“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于是,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战派也看出了问题,光绪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朝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说得当然很对,但也没有什么用处。李鸿章上边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军机处,还有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是主和派,而主战派光绪皇帝、翁同和等没有任何实权,只能是干着急,空喊而已,拿不出实际的办法。到了军事上绝望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同意进行投降的求和。

  历史证明,一些小国依附大国尚可在夹缝中谋求生存,但大国此路不通。庞大而虚弱的中国,如果不能自强自立,把反侵略战争的立足点放到自身力量上,就会成为被宰割的对象。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须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连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也看得很清楚,他说:“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以制某国为主。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是的,战争不相信眼泪,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朝鲜战场失利,李鸿章在向朝廷汇报时陈述他的观点:“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纯悬殊。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是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平壤之败,因由寡众不敌,亦因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海战之艰危,较陆军尤甚。海上交战,以船行之迟速,船之新旧,炮之大小分强弱。我国快船不敌,故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李鸿章的结论是“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所以中国的武备“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李鸿章此论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对他予以反驳:洋务运动搞了30年,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为何尚不能一战,与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还罢了,为何连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绪皇帝十分恼怒,训斥李鸿章“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要求北洋海军集中兵力,迅速出战。但李鸿章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命令海军“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军事力量对比,这是一般规律。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需要特定的条件,不是普遍现象。但在军力相当的情况下,胜负又取决于什么呢,这就不是唯武器论所能解释的了。作为战争的主要指挥者来说,头脑中打不赢的阴影必然会对战局产生消极影响,这也是部队士气低落,一味溃败的原因之一。

  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以黄海海战为例: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靠近中朝边境的大东沟一带海域相遇,一场震惊中外,对甲午战争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大海战爆发了。投入这次海战的中日舰队实力如下表:

  可以看出,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日本舰队的优势是舰速较快、机动性强。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北洋舰队被击沉5艘军舰,受到重创;而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黄海海战的胜利使日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颁布敕令嘉奖有功官兵,还亲自谱写军歌《黄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义烈之战,大破敌之气势,使我国旗高照黄海之波涛。”而北洋舰队在此之后更不敢出海作战,完全失去应有的战略作用。

  北洋舰队黄海战败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指挥失当。本来预定的迎战队形是双列纵队,但逼近敌舰时成了散漫的雁形横列队。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挂错信号旗,二说部分军舰未能及时到达预定位置。开战不久,旗舰定远年久失修的舰桥被本舰火炮的后坐力震坍,海军提督(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而他事先又没有指定代理指挥者,这个致命的疏漏使中国舰队一开始就失去统一指挥。紧接着信号旗也被击毁,旗舰与舰队的联系中断,各舰只能各自为战,陷于混乱。二是有的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在激战中,致远、经远二舰不幸被敌军击沉,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济远还可耻地挂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地扰乱了军心。4艘鱼雷快艇有3艘慑于敌威,一直躲在远处不敢参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三是炮弹不足,质量不好。这次战斗只打了5个小时,但竟然不可思议地发生了炮弹不够的情况,定远和镇远的主炮炮弹全部用光。炮弹质量也有问题,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船而不裂”。黄海战前半个月,赫德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北洋舰队有药无弹,有弹无药,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四是军事技术水平低下。北洋舰队的一艘鱼雷快艇在距离敌舰西京丸号40米处发射鱼雷,竟然未能命中(鱼雷从舰底一米处划过),使敌舰逃逸,而日本海军部长桦山资杞正在此船上督战,失去了绝好的歼敌机会。

  黄海之战虽然失利,但相比还算是甲午战争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余大部分战役、战斗,要么一触即溃,要么望风而逃,根本不是武器优劣、装备好坏、兵员多少的问题。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给本国政府汇报时说:“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的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远不及日本。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着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事实证明这个英国人确有见地。

  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甲午战争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战败单纯归于武器装备说不过去,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认识误区。

  同志说过:“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清政府避战求和,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在忽视和放弃制海权的战略失误,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侵华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他们长期致力于海军建设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甲午战争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和海军部长桦山资杞针对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一是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就长驱直入,进攻辽东、山东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只占领朝鲜,海军尽可能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三是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海军协防日本沿岸。日本的战略思想非常明确,把整个战争基点放在制海权的争夺上,在设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们取得了上策。相反,清政府和李鸿章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却很模糊,对战争中海军应该发挥何种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没有清晰的思路。朝鲜开战后,日本海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主力寻找中国舰队决战,而中国海军却尽量避免与敌军在海上相遇,没有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一方主动,一方被动;一方有备,一方无备;一方伺机决战,一方消极避战。一旦海上遭遇,后果可想而知。

  在黄海海战之前,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湾游弋”。光绪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舰队出战,但李鸿章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执行主动出海决战的上谕,北洋海军一直蜷缩在渤海门户,向朝鲜运送物资也不敢走海上捷径而从陆上转运。日军则“纵横辽海”,运输船只在海军的护卫下畅行无阻。

  黄海战后,中国海军虽然遭受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鸿章更加保守,对海战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此后,舰队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军作为一个战略军事力量,拱卫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

  制海权的丧失使沿海陆战孤立无援,极为被动,突出表现在两次反登陆作战的失利。

  日军兵分两路攻打辽东半岛,一路从朝鲜跨过鸭绿江入侵,一路从海上进犯,在花园口登陆,如成功即可直捣旅顺后路。但日军此着也是一步险棋,花园口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此处沿岸海滩很浅,大船不能靠近,军队与物资需换汽艇和舢板转运。日军36艘运兵船在军舰的护送下,2.4万人及大量军马辎重,从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陆了15天。清政府事先得到了这次日军行动的情报,如能派一支劲旅凭险扼守海岸,海军攻袭敌舰,则可对敌形成两面夹攻之势。但奇怪的是,岸边小股清军放了几枪便了无踪影,海军根本没有出动。日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得以从容登陆,打开了进攻旅顺的大门。很快,清政府经营20多年,耗银数千万两的重要军事基地旅顺陷于敌手,大量船只、武器、装备、粮食被敌缴获。日军兽性发作,残忍地进行屠城,旅顺数万军民被杀害,全城仅有36人幸免于难。

  不久荣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辙。山东荣城距北洋海军基地威海仅有30海里,是日军袭击威海的最佳路线天时间在荣城登陆。中国陆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海军近在咫尺,但李鸿章命令“以舰队全力坚守刘公岛”,伏匿于威海坐以待毙。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享后来承认:“如丁汝昌率舰队前来,用鱼雷艇对我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登陆和反登陆作战,本是最为惨烈的作战类型,一般来说,反登陆方都会依靠防御体系———包括岸边阵地和海上袭击,使处于不利条件下的登陆方腹背受敌,遭到沉重打击,甚至登陆失败、全军覆没,中外战例中不乏此

  展开全部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输给此前一向被国人看不起的日本,结果中国割地赔巨款,颜面丧尽。中国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但也正是在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始觉醒,甲午战争深刻的暴露了中国的病症。中国输掉战争不是输在国家实力上,虽说清朝已经没落,但当时如果对付日本,中国的国力还是绰绰有余的。所以中国输掉战争是输在了政治上,输在了制度上,输在了民智上。甲午战争严重的暴露出中国民智,即现代教育的欠缺。说句实在的,当今天的人们谈到甲午战争的时候,一个个义愤填膺,恨不得亲自上战场,再与日本一战。而当时呢,除了少数人的呐喊外,又有多少人关心战争的胜负,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生死,富贵,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我怀疑究竟有没有国家的概念,也许只是认为国是皇帝的国,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因此才会有一次次的不战而退,不战而降。再有,可以看看,为什么海军打得那么英勇,从提督到管带,很多选择了殉国,宁死不降,虽说海军也有投降的汉奸,但总的来看,海军的表现要比陆军强多了。这和海军中很多人曾经留学海外是分不开关系的。

  也就是在甲午以后,在中国先进分子的呐喊声中,中国民智才逐渐开化,中国才真正向现代奔去,正是因为连日本都打不过,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腐败的,没落的清政府和封建制度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于是才有了后人一次次的革命,我们的民族才真正实现了觉醒。

  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拓展,甲午战争的研究已经越来越细致地深入到这场战争的每一个环节,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果。甲午战争史重要问题的学术研讨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庄维民《论甲午战争中的清军战略》(《东岳论丛》1984年第4期)一文指出:清廷采取以京畿为轴心,京津、奉天并重的防御体系,消极地把旅顺口、威海卫视为海军避风港,忽视其对渤海的钳形屏障作用。因而在兵力部署上本末倒置,不是加强两翼,拱卫京津,策应东线战场,而是消极地集兵力于京畿,候敌来攻,乃是自取其败。吴如嵩和王兆春《试谈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使用问题》(《中日关系史论丛》第1辑)一文,专门探讨了清朝海军的战略运用问题。他们不赞成某些论者关于清军在战争初期,应通过海上主力决战以争夺黄海制海权的主张,认为正确的方针应该是:北洋海军以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为依托,以旅大、威海的海岸炮台和水雷等既设障碍为掩护,控制渤海海峡,寻求有利战机对敌实施奇袭和突击,打破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待力量优劣易势,然后转入反攻,寻求海上决战,控制黄海制海权。丁名楠《略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一文,就日本军部、内阁关于战争的战略分歧、战略的形成与修正过程作了详细介绍。杨志本和许华《北洋海军覆灭原因再探讨》(《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专门探讨了甲午战争的海军制胜战略与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作战指导问题,认为中日两国海军对黄海与渤海制海权的争夺,直接关系到战争的全局,对于中日双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他们认为:清朝政府在战略上缺乏对战争的全盘策筹和部署;对于战争的可能情况未做过分析和判断,更没有制定出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作战预案;对于海上战场和陆上战场的战略方向,战略战役的协同配合等,一切均属心中无数;没有置海上战场制海权的争夺及得失于高度重视之中,甚至对于使用南洋海军兵力与北洋海军联合作战这么一个十分必要而举措应属自如的问题,也根本未做过认真的考虑。因此中国方面在战争中陷入被动的不利战略局势之中是必然的。

  一些研究者还将研究的着眼点投向近代中国的海军海防问题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研究甲午战争与北洋海军的失败。杨志本、许华在《从甲午海战北洋海军的覆灭看中华海权思想》(《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一文中,分析了中日双方的作战指导思想及其海上战争实践,首次提出了中华海权思想衰落是造成甲午海战失败的深刻原因。该文指出:中国清朝政府创办的近代海军虽然拥有在远东居于较强地位的作战实力,但它缺乏战略理论,缺乏在战略理论指导下的战略战役指挥艺术,一言以蔽之,就是它缺乏的是海权思想;这样一支海军舰队,先败于东海、再败于黄海的悲剧命运,是难以避免的。许华在《近代中国海权问题的历史反思》(《光明日报》1999年11月19日)一文中,结合海权理论,对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总结概括:中国近代海军的起步并不迟于日本,中国当时完全具有与日本同等的在亚洲崛起的历史机遇。可惜的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们缺乏那个时代所必需的海权意识,没有为争夺海权而积极发展海军的意识,而是企图将一个产生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新军种纳入封建主义的陈腐轨道,企图用代表和体现着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坚船利炮去维护和拯救已经濒临死亡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不论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的执政者们对海权的重大战略价值是否有共同的认知,但他们在海军战略方面的实践,特别是甲午战争及其结局,已经最终充分证实并检验出海权的重大作用与意义。

  对于甲午战争中清军战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军方面。在有关甲午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接敌阵形问题的争鸣中,产生了一大批有关北洋海军暨近代海军战术与阵法的研究成果。戚其章《北洋舰队布阵举要》(《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1983年),有感于1884年天津水师学堂编译出版的《船阵图说》阵式繁杂,使人难得要领;遂将其归纳为鱼贯、雁行、鹰扬、燕翦、糜角等五种基本阵式,并分别加以图说。杨志本、许华的《近代海军作战的阵法与战法述论》(《历史档案》1988年第2期)一文,采用现代海军军语。将北洋海军暨近代海军的阵法概括为纵队(鱼贯阵)、横队(雁行阵)和各种梯次队形(斜列阵)。上述两篇文章,是对北洋海军暨近代海军阵法的全面考察之研究成果,使甲午海战的研究者们可以较方便地了解有关甲午黄海的阵法即队形问题。两篇文章对于近代海军的阵法也有一些分歧意见,特别是对犄角阵:前文认为犄角阵是可以灵活排列的;后文则认为犄角阵必须是由三艘军舰为基本的排列单位,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犄角阵。后文还对于世界海军战术的发展与演变,进行了系统的概括,给甲午海战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必要的海军战术参照系。这种注意运用过去被学界忽略的近代兵学著作的情况,是近代军事史研究领域里亟缺并需要倡行的一种现象。

  以“海军制胜”为显著特征的甲午战争拥有各自相对独立的海上战场和陆上战场;黄海海战是战争期间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黄海海战,既是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的一大热门课题,同时也堪称为中国近代军事史方面研究得最为深入、分歧意见最大一个热点问题。由于中日双方史料记载不同,海战过程又错综复杂,因此对北洋海军以何种队形接敌的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认为北洋海军排列的是横列队形或“一字形阵势”;吴如嵩《谈谈中日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江苏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认为是二列横队的一种交错配置;郭毅生、唐池安《论甲午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文史哲》1957年第6期)认为是“后翼梯阵”;戚其章《英人泰勒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质疑》(《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认为北洋海军接敌的阵形接近于“人”字形,外国人称之为凸梯阵;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认为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是“由启航后的五叠雁行阵改列为一字雁行阵”。姜鸣《关于黄海海战中国舰队接战队形问题》(《华东师大学报》1989年第5期)分阶段对北洋海军队形变换进行了详细说明,指出其以启航队形五叠梯队到丁汝昌下令变化的拟定队形(五列梯队),最后实际走成了涣散的“人”字队形了。

  接敌阵形问题的关键,在于采用什么样的阵形能够充分发扬己方全队的整体攻击力。戚其章《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及其多篇论文、孙克复《甲午黄海大战北洋舰队阵形的得失》(《文史知识》1984年第9期),以北洋海军军舰舰首炮占优势和航速低为理由,肯定了丁汝昌“始终以舰首对敌”的战法。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一文认为,北洋舰队一横队(雁行阵)迎敌,其舰炮最佳射击舷角的射击扇面只有25度;而且雁行阵极其不利于实施战场机动。若采用单行鱼贯阵(单纵队)迎敌,即以舰队的一舷拦击日军舰队,争取对敌舰队实施“T”字战法的攻击,迫使日舰队同北洋舰队形成同向异舷(或同舷异向)的交战,那么黄海海战的过程和结局就可能大为改观了。

  关于丁汝昌负伤后,中断战场指挥所造成的后果问题,杨志本、许华在前文中指出,作为北洋海军的战场最高指挥官,丁汝昌无法逃脱的责任就在于海战前没有明令指定自己的代理人,特别是代理旗舰;在战斗中又没有或已来不及采用积极的补救措施,致使北洋海军全军陷入混乱局面,他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关于黄海海战的胜负问题。林增平、孙克复和关捷等从北洋舰队的损失着眼,认为北洋舰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马鼎盛《简论中日黄海海战的胜负问题》(《中日关系史研究》第1辑)认为这是一次得失相当,不分胜负的海战。戚其章也主张未决胜负的说法,他是从双方的战役目的来进行评价的:北洋舰队是护送8营铭军在大东沟登陆;日本联合舰队则是寻找北洋舰队进行决战以实现其“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北洋舰队胜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日本舰队的“聚歼”计划则未能实现,因此是胜负未决。杨志本、许华则指出,日本海军虽然在黄海海战中没有能够全歼北洋海军,但仍使北洋海军损失了5艘军舰,基本上控制了黄海制海权,从而使甲午战争结局的天平自然倒向了日本方面,因此日本海军是黄海海战的得利者。

  1895年初的威海卫之战,是北洋海军惨遭覆灭的一战。关于此次战役失败的原因,论者多归咎于“避战保船”的消极防御方针;但对于北洋海军株守威海卫军港坐以待毙的责任归属问题,则有不同的看法。戚其章根据《东方兵事纪略》的材料,认为应由李鸿章来承担北洋海军避战保船株守军港全军覆灭的责任。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认为,这个责任在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战役指挥上的严重失误:其一是未能捕捉有利战机,突击日军登陆输送队;二是没有能够采取积极主动的防御作战行动捕捉有利战机去突击日军的登陆输送队,反而是率领舰队株守军港,坐以待毙,实在是海战史上典型的蠢举。穆景元《甲午威海海战北洋海军失败原因探》(《锦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认为,应该把海战与陆战结合起来看,威海战败的原因不是“避战保船”所致;它与威海卫至成山角一带海岸和陆地防御薄弱、没有援兵解围有很大关系。

  在甲午战争中,清军曾集中兵力,五次反攻海城,但均以失败告终。孙克复《略论甲午清军五复海城之役》总结说,清军失败的原因一是将领指挥无能,各军之间互不统属;二是战前缺乏充分准备,没有严格的进攻计划和作战部署;三是纪律败坏,训练废弛;四是武器窳劣,后勤落后,编制不足。有的论者指出:清军将领缺乏指挥近代战役的经验和能力,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祁子青《概述甲午战争中的海城战场》(《理论与实践》1983年第3、4期)强调了清军将领无能、私利、骄横对战事的恶劣影响。吕万和《甲午海城之役与日本的军事冒险主义》(《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指出,海城之战是日军的一次冒险行动,如果清军作战坚决,指挥得当,有可能全歼日军第三师团,使辽东半岛的战局改观并牵动整个战争的全局。

  历史人物研究,是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大重要内容,分歧与争论也很大。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是甲午战争的具体组织指挥者,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自八十年代起,近代史研究者们对于李鸿章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其中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研究者们发表了甲午战争与李鸿章的研究论文近五十篇,论者们大都开始肯定李鸿章在创办北洋海军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徐勇《试论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5期)、王楚良《李鸿章与北洋海军的覆灭》(《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86年)、何平立《略论李鸿章与甲午海战》(《上海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杜耀云《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海战》(《山东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沈远持《从海防看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孝感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等论文,都开始比较深入地论及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及其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许华《李鸿章“避战保船”新探》(《福建论坛》1989年第4期)一文特别值得注意,该文根据甲午战争的大量第一手可信史料,得出一个与过去研究者们截然不同的全新结论: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从来就没有命令北洋舰队株守威海卫军港,避战保船坐以待毙,却是多次向北洋海军下达了出港寻敌的作战命令;而恰恰是过去被论者们普遍认为是在战争中始终坚请率舰队出港击敌的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多次擅自违令株守军港,从而最终铸成北洋舰队全军覆灭于威海卫的悲惨结局。

  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也成为研究者们注意研究的一个问题。过去,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丁汝昌是一个积极主动与日本海军作战的将领。随着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论者在继续肯定丁汝昌是一个爱国将领的同时,对于他在甲午海战中的具体表现,提出了新的否定意见。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认为,陆军出身的丁汝昌根本就不懂海军战术,在北洋海军的战役指挥方面,明显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失误:一是在黄海海战中采用了极为不利于实施战场机动与发扬火力的错误阵法与错误战法,造成北洋海军在海战中损失惨重;二是在威海卫保卫战中多次置清廷与顶头上司李鸿章的出港击敌之明令于不顾,顽固率领舰队消极株守军港,最终铸成整个舰队全军覆灭于威海卫军港的惨剧。许华《李鸿章“避战保船”新探》一文对于丁汝昌这种大胆且令人难以理解的违令行为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剖析,根据包括丁汝昌在威海卫保卫战最后关头的亲笔书信等第一手材料,认为丁汝昌当时是在以自己殉死于威海卫的方式,为自己当时所处的“待罪候决”恶境寻求彻底的解脱;这种过于自私的考虑,将北洋舰队送上的株守至覆灭的不归之路,丁汝昌对于北洋海军的最终结局,应承担其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吕良海《丁汝昌甲午年援旅问题探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则根据大量史料,深入细致地考察了黄海海战后北洋海军的救援旅顺问题,认为是丁汝昌对李鸿章要求北洋舰队救援旅顺的命令采取了敷衍和违抗的态度,寻找各种借口来消极对抗上命,终于导致旅顺口军港很快就陷入日军之手。甲午战争史人物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对于“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的评价问题,一直存在着截然相左的不同意见。早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有人撰写《冤海述闻》为方氏鸣冤;但更多的研究者则认为方氏之被斩首是咎由自取。自80年代起,方氏问题再度成为研究者们注意的问题。季平子《丰岛海战》(《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论方伯谦被杀问题》(《上海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赵文润《为甲午海战中的方伯谦辨冤》(《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0年第2期),徐彻《方伯谦被杀一案考析》(《辽宁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陈贞寿等《方伯谦案新探》(《福建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刘志坚《清季一大冤案——方伯谦被杀真相》(《上海师大学报》1989年第1期),戴学稷《方伯谦及其海军生涯》(《福建论坛》1993年第1期),王宜林《甲午海将方伯谦》(海潮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都从各个方面为方伯谦鸣冤。方氏的后人也不断发表文章,为方氏鸣冤。

  但仍然有戚其章、孙克复、关捷等众多的甲午战争研究者,在他们的学术著作中,坚持认为方伯谦被斩首一案不属于冤案。戚其章《方伯谦被杀是一桩冤案吗?——与季平子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认为,尽管方氏在丰岛海战中有个别值得肯定之处,但清廷当时处决方氏的三条罪状基本属实。宫志远《方伯谦被杀是历史冤案吗?》(《东岳论丛》1992年第5期)认为方伯谦在黄海海战后被杀不能视为冤案,新发现的材料尚不能成为替方氏翻案的证据。另外,胡小园《也谈方伯谦被杀的问题》(《日本研究》1989年第4期)认为,方氏驾驶“济远”舰先行逃离战场,严重违反军纪,擅离战场受到严厉制裁,无冤可言;但当时清廷未经审讯而草草处斩他,又不乏蒙冤的色彩。总的看来,众多的甲午战争研究者们都不同意为方氏鸣冤翻案的意见,因为目前并没有发现更多有力的新史料来为方氏翻案。

  甲午战争与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这个问题成为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于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否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以牟安世的《洋务运动》一书为代表,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包括军事上的“自强破产”,经济上的“求富破产”,“不论在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都在全国人民面前,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

  但有的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茅家琦《“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破产和终结”说质疑》(《学术月刊》1984年第11期)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北洋海军的覆灭,并不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终结;从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实际上是与清王朝一同终结的。余明侠《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彻底破产”说质疑》(《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也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彻底破产”的提法,是与历史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洋务运动的破产是互为因果的。姜铎《中日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学术月刊》1985年第6期)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的破产,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这就是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互为因果的关系。

  关于如何从甲午战争看洋务运动的性质,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洋务运动是对外采取妥协投降的反动运动。黄逸峰、姜铎《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和姜铎《关于洋务运动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1年5月5日)等文章认为:洋务运动对外国侵略者“存在抵抗的一面,但妥协投降毕竟是主要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根本未起到御侮和自强的作用”。

  另一种相反的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北洋海军主要是御侮。关捷《论李鸿章与北洋舰队》(《洋务运动讨论专辑》)认为,“自强”和“御外侮”是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的首要目的,当然其中也不乏巩固和扩大个人权势的目的。余明侠《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彻底破产”说辨析》一文指出:正是由于洋务运动在军事方面所取得的一些进展,才推迟了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时间表。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甲午战争的实践表明,洋务运动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戚其章《从甲午战争看洋务运动的性质及其失败原因》(《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5期)认为:甲午战争体现了洋务运动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抵御性,但同时也表现了洋务运动的浓厚封建性,而且这种封建性限制了它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抵御性,使其难以得到充分发挥。王承仁、刘铁君《论洋务运动兴建海军的目的和作用》(《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认为:洋务派兴办和掌握的海军还具有浓厚的封建集团性和腐朽性,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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