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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发布时间:2019-07-03 05:30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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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它是由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八路军和地方武装组建和发展起来的。

  根据中共关于组编野战军的指示 ,1945年冬,晋冀鲁豫边区八路军整编为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任司令员,任政治委员。1946年6月底,以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主力一部,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1948 年5月,改称为中原野战军,任司令员、任政治委员。1949 年2月,中原野战军编为第二野战军。

  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时,为了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并制止内战危机,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11日发出指示,要求各战略区编组“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8月20日,决定各战略区就现有兵力迅速抽出二分之一或五分之三,编为野战兵团,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遵照这个指示精神,同志令所属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的八路军部队,分别编组成1至3万人的野战兵团。同时,党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以为司令员,为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为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参谋长,王新亭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辖冀鲁豫、冀南、太行和太岳4个二级军区,以及刚起义的第38军之第17师,共29万余人。

  1945年9月初,晋冀鲁豫军区为举行上党战役,以冀南军区主力编为冀南纵队、太行军区主力编为太行纵队、太岳军区主力编为太岳纵队。10月7日,冀鲁豫军区主力编为第1纵队(辖第1、第2、第3旅),任司令员,任政治委员;冀南纵队改为第2纵队(辖第4、第5、第6旅),陈再道任司令员,任政治委员;太行纵队改为第3纵队(辖第7、第8、第 9旅),陈锡联任司令员,彭涛任政治委员;太岳纵队改为第4纵队(辖第10、第11、第13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同时,晋冀鲁豫军区组成25个团的架子,调往东北。

  1945年11月10日,第1纵队奉命令,在开往东北途中到达晋察冀军区,后因形势变化留该军区担负作战任务。

  在邯郸战役中起义的新编第8军改名为民主建国军,高树勋为总司令,加入晋冀鲁豫军区序列。

  11月中旬,以太行军区主力组成第6纵队(辖第16、第17、第18旅),王宏坤兼司令员(后由王近山代司令员),段君毅任政治委员;以冀鲁豫军区主力组成第7纵队(辖第19、第20、第 21旅),杨勇任司令员,张霖之任政治委员。同期,因拟调第4纵队(不含第11旅)去东北,组成第8纵队(辖由第11旅改称的第22旅、新组建的第23旅、军区独立旅改称的第24旅),谢富治任司令员,王鹤峰任政治委员。12月初,决定第4纵队不去东北,仍留太岳军区。随后,第4纵队与第8纵队(不含第24旅)合并,称为第4纵队(仍辖原第10、第11、第13旅及第23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第24旅改为太岳军区独立旅。

  这时,各二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是: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政治委员张釜;冀南军区司令员杜义德、政治委员李菁玉;太行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李雪峰;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政治委员聂线师于河南巩县起义,后与第17师会合,被命名为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孔从周为军长,汪锋为政治委员。

  至1946年6月中旬,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除精简整编和调往其他地区的以外,尚有野战军5个纵队,连同地方部队共27万人。

  从1945年秋季开始,晋冀鲁豫军区正规兵团和地方部队对日寇进行大反攻,同时对军的进犯给予坚决的回击,曾先后在上党地区歼灭进犯军13个师,在邯郸地区歼灭沿平汉路北犯的军两个军,并争取1个军起义。这两次作战,打击了蒋介石的内战气焰,保卫了抗战的胜利果实,对争取和平民主和支援我军在东北的展开起了重要作用。

  在与我党签订停战协定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除坚决执行和维护停战协定,击退敌人对我解放区的蚕食和偷袭外,各部队展开了大练兵运动,并积极参加地方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为对付发动全面内战作了充分的准备。

  1946年6月,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晋冀鲁豫军区处于解放区南线的中央,除要粉碎敌人对本区的进攻外,还担负着前与中原、左与华东、右与陕甘宁我军进行战略配合和策应的重要任务。据此,军区于6月27日,以第3、第6、第7纵队(后增加第2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主力一部组成野战军,由、等率领,担负豫东方向的作战任务。接着,于7月14日组成野战军指挥部,由邯郸开赴冀鲁豫前线指挥作战。军区的工作由滕代远、等负责。

  1946年7月至10月间,晋冀鲁豫野战军在、的指挥下,连续取得出击陇海、定陶、巨野和鄄(城)南等战役的胜利,予敌以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陈赓率领的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在晋南辗转机动作战,接连取得闻(喜)夏(县)、同蒲、临(汾)浮(山)等战役的胜利。军区各地方武装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野战军作战。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第4纵队在晋绥部队的协同下,取得吕梁、汾(阳)孝(义)战役的胜利;野战军主力取得了滑县、巨(野)金(乡)鱼(台)等战役的胜利。1947年3月-5月,为粉碎敌人对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野战军又分别在晋南和豫北进行战略性反攻,歼敌6万余人,克城30多座,并为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期间,为建立战略机动的枢纽,1946年12月12日,以冀鲁豫军区水东军分区与华中军区第8军分区扩建为豫皖苏军区,张国华任司令员,吴芝圃任政治委员。同年12月20日,第1纵队由晋察冀军区归建。1947年3月16日,第1纵队与第7纵队合并为第1纵队,由杨勇任司令员,任政治委员。

  到1947年6月,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已发展到42万人,其中野战军为5个纵队,炮兵和工兵的建设有进一步发展,各二级军区所辖独立旅已达10个。

  遵照党中央关于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统治区域的战略方针,1947年6月10日,由、率领的第1、第2、第3、第6纵队组成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亦称刘邓大军),执行挺进中原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6月23日,野战军指挥部率南征大军由安阳地区向楼阳、寿张地区出动。6月30日晚,刘邓野战军4个纵队12万余人在冀鲁豫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4个师部、9个半旅6万余人,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7月2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决定以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主力与原中原军区部队一部(原第5师),依次组成第8纵队(辖新组成的第22、第24旅和第23旅),由王新亭任司令员;第9纵队(辖第25、第26、第27旅),由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第10纵队(辖第28、第29、第30旅),由王宏坤兼司令员、刘志坚任政治委员;第11纵队(辖第31、第32、第33旅),由王秉璋任司令员、张霖之任政治委员;第12纵队(辖第34、第35旅),由赵基梅任司令员、文建武任政治委员。

  1947年7月27日,决定:以陈赓、谢富治纵队与、黄镇纵队及孔从周、汪锋之第38军组成一个集团,统受陈赓、谢富治指挥,挺进豫西创建鄂豫陕根据地,以协助陕甘宁我军击破胡宗南的进攻,并配合刘邓大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在华东野战军外线纵队的掩护下,胜利到达大别山区,迅速完成战略展开。同时,陈谢集团(含第8纵队之第22旅)从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随后,与挺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所部协同作战,创建中原解放区,有力地配合了我军其他战场转入战略进攻。到1947年11月底,第12纵队、第10纵队先后进入大别山,与刘邓主力会合。经过半年作战,刘邓、陈谢两军歼敌近15万人,创建了鄂豫、皖西、江汉、桐柏和鄂豫陕5个军区,以及31个军分区和各级民主政权。这时,第10、第12纵队和第1第12、第19、第25、第28旅以及第38军之第17、第55师等野战部队,均分别作为新建军区和军分区的基干部队。

  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扩大作战规模,党中央和于1948年5月9日指示重建中原军区,并将晋冀鲁豫野战军团改称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由任司令员,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任副司令员,邓子恢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

  中原军区辖鄂豫军区(有5个军分区),王树声任司令员,段君毅任政治委员;皖西军区(有3个军分区),曾绍山任司令员,彭涛兼政治委员;豫皖苏军区(有8个军分区、1个独立旅),张国华任司令员,吴芝圃任政治委员;豫西军区(由第38军军直与第4纵队后方司令部合并组成,有6个军分区),李成芳代司令员,张玺兼政治委员;桐柏军区(有3个军分区及第28旅),王宏坤任司令员,刘志坚任政治委员;江汉军区(有3个军分区、1个独立旅),张才千任司令员,刘建勋任政治委员;陕南军区(有两个军分区及第12旅、第17师),刘金轩任司令员,汪锋任政治委员。

  中原野战军共有7个纵队:第1纵队(辖第1、第2、第20旅),杨勇任司令员,任政治委员;第2纵队(辖第4、第6旅),陈再道任司令员,王维纲任政治委员;第3纵队(辖第7、第8、第9旅),陈锡联任司令员、彭涛任政治委员;第4纵队(辖第10、第11、第13、第22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第6纵队(辖第16、第17、第18旅),王近山任司令员,杜义德任政治委员;第9纵队(辖第26、第27旅),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第11纵队(辖第31、第32、第33旅),王秉璋任司令员,张霖芝任政治委员。

  中原野战军组成前后,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先后进行了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削弱了中原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我军尔后进一步开展中原和华东战局,求歼敌军主力于长江以北创造了条件。

  1948年10月下旬,中原野战军主力解放郑州和开封后,于11月至翌年1月,在和总前委的领导下,与华东野战军一起进行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歼灭军刘峙集团55.5万余人,使淮海地区全部获得解放。

  1949年2月5日,中原野战军遵照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命令,

  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任司令员,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野战军辖第3、第4、第5兵团,共9个军。

  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辖第10军(由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兼任军长、王维纲任政治委员)、第11军 (曾绍山任军长、鲍先志任政治委员)、第12军(由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兼任军长和政治委员)。

  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辖第13军(周希汉任军长、刘有光任政治委员)、第14军(李成芳任军长、雷荣天任政治委员)、第15军(任军长、谷景生任政治委员)。

  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辖第16军(尹先柄任军长、王辉球任政治委员)、第17军(王秉璋任军长、赵健民任政治委员)、第18军(张国华任军长、谭冠三任政治委员)。

  成立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由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兼任司令员及政治委员,扩建了野战军后勤领导机构和部队,由段君毅任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经

  1949年4月20日,第二野战军遵照的命令,与第三野战军并肩发起渡江战役。4月21日黄昏,第二野战军自马垱和贵池间突破敌长江防线,乘胜追歼溃逃之敌。至5月6日,切断敌东南大动脉浙赣线,解放皖南及闽浙赣边区广大地区,并参加了接管南京、南昌等城市的工作。根据关于进军华南和西南的指示,、同志于8月19日下达了“川黔作战的基本命令”。11月,第二野战军主力在第一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各一部的协同下,以大迂回、大包围的行动,向川黔进军,

  举行了成都战役。野战军第4兵团在参加解放广东和广西的作战后与第四野战军一部向云南进军。至12月底,歼灭胡宗南等部90余万人(包括敌军起义、投诚在内)。1950年春,野战军主力一部发起滇南战役,歼灭敌人2.5万多人。3月中旬至4月初,我军另一部挺进西昌,歼敌万余人。至此,西南全境除西藏外,均获得解放。1950年2月22日,指示,以第二野战军的领导机构为基础,成立西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任政治委员,下辖西康、川西川北、川东、川南、云南、贵州、西藏8个军区。5月,根据党中央和的决定,第二野战军并入西南军区,取消兵团和野战军机构

  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1945年9~11月,先后取得了上党、邯郸战役的胜利;1946年 7月~1947 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又取得破击陇海路和定陶、鄄城晋南豫北等战役的胜利;1947年6月30日~1948年10月,又取得鲁西南战役胜利,随即挺进大别山,进军豫西,与

  华北野战军密切协同,纵横驰骋于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的广大地区,歼灭大量军;1948年11月~ 1949年1月,与华东野战军一起,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巨大胜利,基本解放了长江以北华东和中原地区。1949年4月,第二野战军与第三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并肩发起了渡江战役,突破了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长江防线,解放了南昌等城市和皖、赣 、浙、闽广大地区。1949年11月~1950 年4月,在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主力部队协同下,进行西南战役,解放了四川、贵州、云南、西康;随后,又抽调一部分主力部队进军西藏,促使和平解放了西藏。解放战争时期,第二野战军共歼灭军200余万人,其中投诚、俘虏 160 余万人。在战斗中,第二野战军官兵牺牲3.7万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200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9 年 2 月 5 日,由中原野战军正式改称;2月19日中共批准成立前委。中共第二野战军前委委员: 张际春 陈赓 李 达 ;书记:。

  (由原第四纵队的第十一旅、第八纵队的 第二十二旅与起义的廖运周师组成)

  (1949 年 2 月由原桐柏军区部队组成,5 月军部及第一七三师、第一七四师划归河南军区;第一七二师改为湖北军区独立师)

  继成都战役之后,我西南军区部队于1950年10月6日开始,以第18军第52师、第53师一个团、军直侦察、工兵、炮兵3个直属营和第14军第42师1个团又1个营等部队,在西北军区青海骑兵支队协同下,于西藏昌都地区,对藏军主力进行的一次围歼作战。此役,歼敌昌都边使总署及第3、第7、第8、第9、第10、线个代本(代本相当于小团)的全部和第2、第4、第6等3个代本各一部共610

  0余人。昌都战役的胜利,使我军打开了进藏的门户,促进了西藏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动摇,为尔后和平解放全西藏创造了良好条件。

  成都战役结束以后,西南军区首长遵照的指示,为最后全部解放中国大陆,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使西藏人民永远摆脱外部反动势力和内部封建农奴主的残酷压迫,组成以第18军为主要力量的西进兵团,在西北军区部分部队的配合下,开始向西藏进军。

  1950年3月,当我第18军先遣部队分别进至甘孜、巴塘各附近地区时,敌昌都边使总署即调集整个藏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在金沙江西岸,组织以昌都为枢纽,以昌都至国德方向为重点,南起盐井,北至国德这一狭长地带的分区防御,妄图依托金沙江扼守入藏的咽喉要道,以阻止我军的前进。其具体部署:第8代本全部、第7代本大部和第2、第6代本各一部及噶伦卫队集结于昌都;第7代本另一部位于类乌齐;第3代本和真伯拉代本位于生达、国德地区;第10代本位于岗托、同普、江达地区;第9代本位于宁静、盐井地区。加上配属各代本分散配置在上述地区的民军、僧兵,总兵力约8000余人。

  战役发起前,我各参战部队已分别进至下列地区并做好一切战斗准备:第18军之第52师全部及军炮兵营位于邓柯;军侦察营、工兵营和第54师之炮兵连位于德格;第53师之第157团及师炮兵连位于巴塘;第14军第42师之第126团及第125团1个营位于德钦;西北军区青海骑兵支队位于玉树。根据敌之兵力、战役布势及作战特点判断,在我发起战役后,敌可能有四种变化:一是收缩兵力扼守若干要点;二是作有组织的退却,诱我于不利地形作战;三是就地分遣打游击;四是以一部兵力迟滞我军,主力分路后退,以保存实力。其退路可能有二,一条是经恩达、类乌齐退往拉萨;另一条是由昌都南逃,经邦达、八宿以西折返拉萨,或顺河谷南下逃往察隅地区。据此,我决心采取正面攻击与战役迂回相结合的方针,各作战单位分路进击,互相协同,占领昌都,以求将敌会歼于金沙江以西、澜沧江以东及类乌齐、恩达地区。在部署上,区分为南、北两个作战集团,并以北集团为主要作战方向。

  北集团:以第52师、军直炮兵营、侦察营、工兵营、第54师炮兵连及西北军区青海骑兵支队组成,分为左、中、右三路,由第52师前指统一指挥。各路的编成和任务是:右路以第52师之第154团、青海骑兵支队及第52师骑兵连、侦察连、炮兵连组成,从外翼迂回敌人,切断敌之退路,配合正面部队割歼敌人,为达成迂回、断敌退路之目的,在运动途中,应不受小股敌人和民军、僧兵之阻挠与纠缠、迅速勇猛地兼程向预定目标昌都侧后进击;中路由第52师师直、第156团、第155团及军炮兵营组成,担任正面攻击,割歼敌人,攻占昌都,歼灭敌之主力;左路由第18军侦察营、工兵营及第54师炮兵连组成,在分别渡过金沙江以后,首先歼灭岗托地区守敌,尔后向西缓进,保持与敌接触,吸住敌人,以免过早惊动昌都之敌使之西逃。在接近昌都时,除以主力配合中路聚歼昌都敌人外,以一部兵力迂回至昌都以南地区,防敌南逃。

  南集团:以第53师之第157团及师炮兵连、工兵连和第14军第42师第126团及第125团之1个营组成,分为南、北两路,由第53师前指指挥。各路的编成和任务是:北路由第53师之第157团及师炮兵连、工兵连组成,分渡金沙江以后,主力迅速向西迂回至宁静以西,断敌退路,一部兵力从左翼向宁静进击,配合主力全歼敌第9代本,达成上述任务后,除留一部兵力控制该区域和清剿散敌外,主力兼程北上向邦达方向疾进,断敌邦达、八宿方向退路;南路由第42师之第126团及第125团1个营组成,战役发起后由德钦从南北两个方向钳击盐井、门工、碧土之敌,同时以一部兵力从左翼插至作战地区以西,控制各山口、要道,防敌向察隅方向逃窜。

  为掩护主要方向行动,我南集团南路第42师之第126团及第i25团一个营,即发起战斗,首先捕歼门工地区之敌,敌溃逃杜梁。我即从两翼实施平行追击,同时以一部兵力插至盐井西侧,防敌西逃,6日,杜梁之敌被我全歼,部队乘胜向北,于12日会同迂回部队向盐井守敌发起攻击,歼敌第9代本和民军各一部,残敌向北逃窜中被我第53师第157团截歼。盐井战斗至此结束,计歼敌约500余人。

  我南集团北路第53师所部,分三路偷渡金沙江,守敌发觉我军行动,当即仓皇向宁静方向退逃,我仅捕歼民军一部。我随即以一部兵力沿右翼尾敌攻击前进,同时以主力向宁静西北猛插。12日拂晓,各路先后进抵宁静城郊,敌慑于我军声威,第g代本格桑旺堆率所部四百余人起义。至此,宁静战斗胜利结束。

  10月6日晚,我北集团左路首先以两个连自岗托北侧偷渡金沙江成功后,直向敌后迂回,正面部队于7日晨在炮火掩护下渡江,登上江岸后,由于与迂回分队失去联系,加上指挥不力,火力与运动脱节,过江部队在不利地形上与敌对战竞日,主力直至深夜始过江,仅毙伤俘敌30余人,我亦伤亡和翻船淹亡30余人。

  岗托战斗后,敌经同普西撤与江达之敌会合,我军追击部队于10月13El进至江达,当即对该敌实施两翼包围,但敌一触即退,兼程向昌都方向逃窜。敌退至觉雍以西15公里处,以为已摆脱我军尾追而驻止,我追击部队于16日黄昏进抵觉雍,查明敌情后,即以迅猛动作奔袭该敌,当日深夜发起战斗,激战1小时,歼敌110余名,残敌向西溃逃。

  北集团中路我军第156团之第1营在国德地区与敌真伯拉代本接触,我以一部兵力控制制高点,并从左右两翼歼击该敌,敌两次反冲击被我击退后,即向西南溃逃。13日黄昏,我第155团第3营进抵生达附近遭敌阻止,对战至夜晚,因主力未到,未能大胆割歼敌人,该敌遂于翌日拂晓向南撤退,我仅杀伤敌人一部,未能大量歼敌有生力量。

  10月16日夜,我北集团右路第154团先头进到类乌齐以北之甲藏卡桥时,发现有敌第7代本一部依河驻守,因水深不能徒涉,迂回未成,从正面向敌发起攻击后,敌不战而逃。17日,我骑兵支队与驻类乌齐之敌接触,由于敌分散配置于山地、林区,我仅歼敌20余名,余敌荫蔽逃散。

  战役第一阶段,我歼敌1300余人,主要是南线之敌主力已悉数被歼,北线之敌,遭我多次打击后,节节败退,逐步向昌都收缩。至18日,北集团我骑兵支队和第154团,已分别进至恩达、类乌齐地区,切断了敌之主要退路,由正面进击的部队则迅速向昌都逼进。此时,除昌都以南之邦达尚可作为敌之退路外,其他各主要退路均已为我军控制。

  南线团一个营于盐井战斗结束后,即在盐井、门工、德钦一带待机。第53师之第157团及师炮兵连在结束宁静战斗后,主力由宁静北上,21日进抵吞多,当夜兼程向邦达√\宿方向疾进。

  北线师炮兵连,于觉雍战斗后乘胜向西进击,沿途歼灭了部分溃散敌人,于19日黄昏迫近昌都。生达方向我军主力第155团、第156团、军炮兵营及第52师师直各分队,在向南推进中,仅在小乌拉山、洞洞竹卡等地遇敌一般性抵抗,于19日黄昏抵昌都近郊。右翼迂回部队第154团与青海骑兵支队,18日占领类乌齐、恩达各山口要道后,除继续向东逼进外,骑兵支队主力及第154团一部,于19日开始向昌都以南机动。

  当正面我军兵临昌都城郊,南北两路部队步步向昌都逼近之时,敌昌都边使总督乃于18日晨率4个代本及其总署机关、卫队撤离昌都,开始向恩达方向退逃,后又折回向邦达、/\宿方向逃窜。19日20时,我第156团先遣营及军侦察营、工兵营先后进入昌都,俘敌200余人。当夜,我除以一部兵力担任警备及搜索残敌外,其余部队则连夜对南逃之敌实施追击。此时,由昌都向西北方向逃窜之敌第7代本残部120余人,在类乌齐向我缴械投降。在发现昌都之敌向南逃窜的同时,我以右翼之青海骑兵支队兼程向南迂回,于19El夜与左翼军侦察营先后占领昌都以南、邦达以北之宗驿山山口,完全控制了南逃之敌的去路。20日晨,敌总署机关及四个代本和卫队共2700余人,在我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全部缴械投降。在我军于昌都以南截歼敌主力同时,正面我第52师主力,于23日在恩达东南、24日在昌都西南和察雅等地区搜剿残敌,歼敌1100余人。至此,昌都战役胜利结束。

  1946年8月,出击陇海路战役以后,敌人从华东战场和中原战场抽调14个整编师(军)32个正规旅及地方部队共30万人,由徐州、郑州等地分东、西两路进攻冀鲁豫解放区,妄图乘我晋冀鲁豫野战军未及休整的时机,钳击我军于定陶、曹县地区,进而控制鲁西南。敌为实现上述企图,于1946年8月28日调集郑州和徐州两个“绥靖”公署部队共15个旅,约10万余人的兵力用于第一线个旅在安阳、新乡及其以东佯动:以4个旅和两个保安纵队,位于开封、商丘线维护后方交通。并派其国防部长白崇禧和参谋总长陈诚赴开封坐镇部署。

  为了粉碎敌人之进攻,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不打无把握之仗,打则必胜。依据指示,晋冀鲁豫我军以一部兵力阻击东路之敌,集中第2纵队、第3纵队、第6纵队、第7纵队及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武装各一部,在定陶以西大杨湖、大黄集地区,分别歼灭西路之敌整编第3师,生俘该师师长赵锡田。7日至8日,又在定陶、考城(今堌阳)地区各个歼灭回窜之敌整编第47师大部和整编第41师、第55师、第60师各一部。余敌仓皇逃向郑州、徐州,战役遂告结束。

  此役,晋冀鲁豫野战军计歼敌整编第3师师部、第3旅、第20旅及整编第41师、整编第47师、整编第5师各一部计17200余人,我军伤亡3500余人。定陶战役被作为解放战争初期执行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的范例,向全军作了介绍。出击陇海路战役和定陶战役,实现了在战略上策应、配合中原我军突围和华东我军连续歼敌的目的。1946年9月12El,《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指出:这一胜利,连同中原突围的胜利和苏中七战七捷,“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时局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为了继续追歼西逃残敌第170师和其他流散敌人,我第13军根据兵团首长命令,决定由第37师师长和一名副师长各率一部兵力,在边纵部队第9支队配合下,于24日夜分南、北两路乘胜向西进击。由于敌人已于4天前逃离,部队在执行这一任务过程中,不为沿途敌零散武装所迷惑,日以继夜地紧紧追击。我经过8天的强行军,在镇源西北追上了敌人,并连夜急进90公里,迂回到敌人前面,在勐统附近地区予敌以迎头痛击,继之对敌形成包围,并展开政治攻势。7日,敌第170师师长孙进贤率残部2400余人向我投诚。与此同时,我边纵第9支队和卢汉起义部队两个团,在墨江地区也迫使敌教导师残部1000余人向我投降。

  我执行南路追击任务的部队,在澜沧江以西临近中缅边境的南桥地区,歼灭了第8兵团最后一股流散的官兵500余人。19日,我军解放了整个西双版纳地区。至此,滇南战役胜利结束。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11月7日,、主席鉴于南线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在原拟淮海战役计划基础上,扩大战役规模,遂令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联合起来,在华东、中原、华北军区部队各一部配合下,求歼蒋介石的最大战略集团——徐州“剿总”刘峙集团于淮海以北。为统一作战指挥,确定由、陈毅、、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总前委,为书记,临机处置一切。共投入66万官兵和40万地方武装,

  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一部配合下,以两个纵队与敌第12兵团接触,并设法将该敌诱至浍河以北:以5个纵队在浍河以南隐蔽待机。果然,于25日将敌第12兵团诱至并合围在双堆集为中心的区域内。26日开始,中原野战军组成的东、西、南三个突击集团向敌发起攻击,吴绍周。

  从12月16日起,遵照对杜聿明集团“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中原野战军担任总预备队以战备姿态进行休整,以配合东北、华北我军全歼北平、天津之敌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1949年1月6日,华北野战军始向被围之敌第2、第13兵团发起总攻,经4天激战,于1月10日全歼该敌,击毙兵团司令邱清泉,生浮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

  中原野战军配合华东野战军在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中,我军以13万人的伤亡代价,取得了歼敌55.5万余人的巨大胜利。至此,南线敌军的主力与精锐师团基本就歼,长江以北中、下游广大地区均获解放。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指出:“凡此巨大胜利,皆我人民解放军指挥员与战斗员、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及后方党政军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所获得的结果。”

  中原野战军从进军大别山、转战豫西以来,和华东野战军一起,遵照和主席的指示,在中原地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经过一年半的密切协同,并肩作战,艰苦奋斗,完成了解放中原的伟大历史任务。

  1948年5月下旬,中原野战军遵照指示,为牵制和歼灭位于临颍地区之敌整编第18军,配合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南渡黄河加入中原作战,以6个纵队(含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及军区部队一部,组成东、西两个集团发起宛东战役。5月27日,以第1纵队、第3纵队、第6纵队组成的东集团开始佯攻确山,迫使敌整编第10师、第20师、第58师等部于28日东援。是日夜,被我第四纵队扭住在赊旗镇以南地区。、即令东、西集团向其对进,围歼该敌。敌见势不利,撤退南阳。我西集团当即对其追堵.连续打退了该敌9次攻击,战至6月3日,将其后尾部队整编第58师师部及第183旅6000余人歼灭于南阳以东之马刘营地区,并毙伤援敌3000余人,其主力撤返南阳。同时,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和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将另一援敌阻击于漯河以南地区,并歼其2000余人。此役,我军以伤亡3670人的代价,换取了歼敌1.22万余人的胜利,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达到了预期的战役目的。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7月,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一部及军区部队在湖北省老河口、襄阳、樊城地区对军发动的进攻战役。

  中原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为开辟襄河以西地区工作,变该河为江汉、桐柏两解放区的内河,决定乘华中军白崇禧集团主力增援豫东之机,解放老河口、樊城及襄阳等城。遂以第6纵队及陕南、桐柏军区2个旅,由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指挥,采取奔袭手段,首先占领光化、老河口,并于谷城以南歼灭军第163旅大部。4日,沿汉水南下,6日包围樊城,并以一部袭占南漳县城,7日开始对襄阳、樊城外围作战。襄阳城北依汉水,与樊城隔水相望,城南及城西为山区,海拔160至460米,为襄阳城天然屏障,俗有“铁打的襄阳”之说。守军为军第15绥靖区司令部,率2个旅又1个团防守襄、樊。解放军对琵琶山铁帽山等据点发起攻击,因军依靠坚固工事顽抗,并施放毒气,攻击未获成功。第6纵队司令员王近山鉴于襄阳城南主阵地易守难攻,而城东、西两面兵力薄弱,即以一部兵力钳制其南山指挥中心虎头山及羊祜山,以主力采取“掏心”战术,对城东、西两面突然发起攻击。至4日,攻占了铁帽山、真武山等据点,并占领了东、西城关大部。南山守军被迫弃阵逃入城内。樊城守军第104旅于11日撤往襄阳。15日夜,解放军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总攻,激战至16日,攻克襄阳城,活捉第15绥靖区司令官康泽。此役,解放军共歼灭军20500人,其中俘敌17000人,毙伤3500人,解放城镇7处,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

  1949年11月至12月,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在第一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各一部配合下,对西南贵州、四川、云南、西康(今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数省内军的进攻战役。

  4至10月,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了华北全境、华东大陆和西北、中南大部地区,蒋介石集团由广州迁往重庆,军残存于大陆的胡宗南集团和白崇禧集团分别向西南各省区和广西集中。盘踞西南地区的军,有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部3个兵团,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部5个兵团等部,总计37个军约45万人,此外尚有地方保安部队和大批土杂武装。政府企图依靠这些力量,依托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抵抗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以便争取时间,组建新军,伺机实施反攻。迫不得已时,向西康、云南退却或逃往国外。

  为了全歼西南地区的军,中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确定以第二野战军由湘西、鄂西地区直出贵州,挺进四川宜宾、泸州、重庆一线,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张群集团退往云南的道路,及其与位于广西地区的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部的联系;以位于宝鸡地区的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等部首先以积极行动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第二野战军将川境守军退往云南的道路切断后,即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然后两部协力聚歼川境守军。遵此,第二野战军确定:以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之第16军、第17军、第18军和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之第10军直出黔北,迂回川南,切断军退往云南道路,协同第3兵团主力作战;第3兵团第11军、第12军和第四野战军第47军、第50军、第42军及湖北军区部队,首先歼灭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所属川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集团于鄂西地区和川东、黔江、彭水地区,尔后西进江津、泸州,会同第5兵团歼灭重庆地区军;一待上述任务完成,即会同由陕入川之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等部围歼胡宗南集团于川西地区,占领全川。

  第二野战军在司令员、政治委员的指挥下,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约500公里地段上对军实施多路攻击。经连日兼程追击,第5兵团和第10军于15日、21日先后占领贵阳、遵义,拦腰切断军西南防线。与此同时,第四、第二野战军各一部向军川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集团发起钳形合击,19日至21日,在咸丰东北地区和白寿渡歼其第14兵团全部,宋希濂集团第20兵团渡乌江西逃。

  此时,坐镇重庆的军政首脑蒋介石察觉解放军由鄂湘西进川黔迂回重庆、成都的企图,急令胡宗南集团由秦岭、大巴山南撤入川。令第20、第15兵团在南川及其以东地区布防,以迟滞解放军前进,掩护胡宗南集团南撤。基于这种情况,、令第5兵团主力和第10军迅速经黔西北向泸州、宜宾前进,令第3兵团和第47军等部立即强渡乌江,进至南川地区,围歼军第15、第20兵团。遵此,第3、第5兵团主力以迅猛动作对军实施迂回包围,第3兵团主力和第47军将军第20、第15兵团3万余人歼灭于南川以北地区(参见南川县北战役),并乘胜在重庆外围歼灭前来增援之军第1军一部。29日,蒋介石集团逃往成都,30日人民解放军占领重庆。第3、第5兵团主力和第47、第50军等部分别进至内江、铜梁、广安、万县、自贡、荣县地区,至此,军向黔、滇之主要退路已被切断。

  9日,军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率所部分别在云南昆明、西康雅安、四川彭县通电起义。10日,蒋介石等人逃往台湾。11日,第二野战军第3、第5兵团分别由川东、川南西进,至20日进至遂宁、眉山、丹陵、邛崃大邑一线,完全切断了川境军的退路。与此同时,第18兵团等部在秦岭地区以积极行动完成了抑留胡宗南部的任务。胡宗南集团南撤后,第18兵团在贺龙、周士第的率领下,兵分三路日夜兼程,追击南下,于27日进抵江油、绵阳、巴中一线。至此,聚集成都及其周围以胡宗南部为主的军数十万人被全部包围(参见成都战役)。至26日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被围之军第7、第15、第16、第20兵团宣布起义。由崇庆、新津分两路突围之军第5兵团除一部逃往西昌外,其余被第二野战军歼灭在邛崃、大邑一线兵团在成都以东地区宣布起义,当日,人民解放军占领成都。

  此战,是一个战略决策和战争经过基本吻合的典型战例,人民解放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策略,奇正并用,主攻部队在广西战役的掩护下,行动迅速,一举切断了军的退路,起到了奇兵作用。位于川陕的第18兵团积极行动,采取先慢后快的方针,先巧妙佯攻,但却攻而不破,使军误认为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川北,从而将胡宗南集团抑留于秦岭地区,当主攻部队将军的路切断后,即采取穷追猛的的战术追歼逃军,确保了战役的顺利进行。作战中,解放军还把强大的军事进攻和有效的政治争取紧密结合起来,加速了战役的进程。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歼敌最多的 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军10个兵团部、49个军部、133个师共计900223人,其中军正规军、地方保安团队70万余人(俘敌196100人,毙伤8830人,起义401660人,投诚95640人),地方游杂武装20万人,解放西南数省广大地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集团企图盘踞西南地区、伺机卷土重来的意图

  西南解放后,第二野战军遵照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消灭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的指示,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领导下,除以一部兵力进军西藏,完成解放祖国大陆的伟大事业外,将部队实行彻底分散,分区包干,担负参加城市接管、开辟农村工作和剿灭土匪等任务。各部队在参加城市接管和开辟农村工作中,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西南局的具体指示,充分运用我军过去的经验,相信和依靠群众,积极努力地工作,至1950年12月,西南地区各主要城市的接收工作即顺利结束;普遍建立了县区政权,并发展地方武装250万人。

  在我军集中力量进行城市接管和开辟农村工作的时候,美蒋匪特会合西南反动封建势力,纠集旧军官、散兵游勇、惯匪流氓,乘隙到处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发动土匪游击战争。据此,中共中央西南局于1950年2月初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对剿匪斗争进行了具体部署。在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参加剿灭土匪的各部队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执行“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歼灭土匪100余万人,从而粉碎了美蒋反动派妄图在此建立“大陆游击根据地”的阴谋,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为了打击西藏地方反动政府的军事力量阻止我军解放西藏的企图,促其内部分化,争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1950年10月,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联合发布了进军西藏的政治动员令。10月6日,我军发起昌都战役,歼灭藏军5700余人,并争取了藏军第9代本的起义和昌都点督率4个代本及点署机关的投诚。

  我军解放昌都,特别是党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促进了西藏当局内部的分化。1951年1月4日,西藏当局派阿沛·阿旺晋美等5人赴京谈判,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策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根据《协议》,我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率领所部和云南军区部队一部所组成的进藏部队,于8、9月间先后出发,10月底相继进抵拉萨及日喀则、江孜、阿里、察偶、改则等地区。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一行及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与进藏部队在拉萨举行大会,庆祝西藏和平解放。至此,我军胜利地完成了祖国大陆的统一大业。

  1950年5月,根据的决定,第二野战军和所属兵团的番号取消,其所属部队归西南军区建制。

  第二野战军在历时4年的解放战争中,转战于晋冀鲁豫、中原、华东、西南各地区,以21.5209万人的损失,换取了歼灭军221.8134万人(不含1949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歼灭日伪军的5万余人)、俘敌将级军官195人,缴获飞机45架,舰艇21艘、汽车5803辆、各种大炮16097门、各种枪114.6948万枝的辉煌战果,并歼灭土匪114.5万余人,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伟大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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